香港的新自由/新古典主義者對香港經濟不振的唯一解釋就是政府干預、市場不夠自由。縱使他們那位可敬的美國友人--弗利民稱讚香港為「世界自由經濟的典 範」，美國新自由主義雜誌在二零零三年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城市」，排名更在新加坡之上。但對於我們的新自由主義大師們來說，香港的市場不但不夠自 由，甚至可說是“社會主義”。這究竟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崇尚“社會主義”，還是兩地新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理解並不相同。現在讓我們探討一下香港新自 由主義者對政府干預市場的指控吧。“八萬五”鬧劇

香港新自由主義大師們對政府干預市場的最常見指控就是「八萬五」。「八萬五」政策沿於九六、九七年時地產炒風熾熱，普羅市民或買不起住所，或是承 受著高昂租金的沉重負擔，使得「有屋冇人住，有人冇屋住」。當時的輿論，包括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喉舌的報章、雜誌亦以此為據，攻擊政府壓抑炒風不力、殘民以 肥地產商。直至政府推出興建八萬五千個住宅單位的計劃推出，即時的反應就是地產商和炒家的抨擊，他們都模仿起新自由主義的大師來，指政府干預市場。有趣的 是，這在當時的新自由主義者中並未引起激烈反應。在「八萬五」政策推出的時候，亞洲金融風暴亦同時爆發。根據當時來自地產商與新自由主義者的調查及報告， 他們大都把樓市下滑的原因歸咎於金融風暴的衝擊，而非“八萬五”政策。但究竟從何時開始，矛頭又指向了政府呢？

政府受到來自大地產商的壓力，在二零零零年起停售居屋，並把居屋改為出租公屋。這個大動作再次引起新自由主義者的注意，他們一方面稱讚政府停售居 屋的決定，另一方面又為刺激經濟提供藥方--徹底取消「八萬五」政策。當時的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只要政府徹底取消「八萬五」政策，便能使樓市“擺脫「八萬 五」的陰影”。但往後的發展，相信各位都記得一清二楚。新自由主義者“求仁得仁”，董特首順應了他們的民意，宣佈「八萬五」已“不存在”了。但事情的發 展，卻沒有實現新自由主義先知們的預言，經濟環境並未因此而得到太大改善，相反，不斷受減薪剝削的勞工階層還得負擔樓市反彈後的高昂租金。

「八萬五」如新自由主義者所希望般“不存在”了，同時，他們的預言亦受到考驗。這時候，我們偉大的新自由主義大師們又想出了另一個主意，他們不單不能讓“「八萬五」的陰影”消失，還要讓「八萬五」成為香港人心目中揮之不去的惡魔。

公營機構與私營化

挾著「八萬五」的“餘威”，可敬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又對香港經濟提出了新藥方--私營化和外判化。他們以「八萬五」為據，力陳政府干預的禍害，認為 只有把公營機構私營化和外判化才能救香港。新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理據是，公營機構缺乏效率而薪金過高，這兩者都是妨礙市場發展的“罪惡”。但事實上，政府早 在九七年已開始私營化的計劃，首當其衝的就是房屋署，並不斷把外判的項目增加。在私營化的壓力下，大量原受僱於公營機構的員工失業，即使是僥倖保住工作 的，亦要面對薪金大幅減少及工作量的增加。承包公司為了追求最高利潤，把工人的工作量增加到可怕的程度，而這亦直接導致服務質素的下降。

但新自由主義的大師們最少有一點是批評正確的。公營機構員工的薪金的確過高，但僅限於中、高級管理人員而言。而且，不但是公營機構，私營機構的管 理人員的薪金同樣高得不合理。根據二零零三年的一個調查顯示，香港的GNP雖與英國相近，但香港管理階層的薪金卻是英國同行的三倍，相反，香港基層工人的 薪金卻只有英國同業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政府早已把新入職公務員的薪金調低至貼近私營機構的水平。可是，新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高薪者當然不是指香港的管 理階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個階層的代表。

新自由主義與現實

雖然特區政府早已如新自由主義者們所希望般推行了一系列私營化和外判化的改革，而這亦帶給已處於水深火熱的普羅大眾一個更沉重打擊。但自以為手握 真理的新自由主義騎士們仍然不斷譴責政府要攪“社會主義”，厚顏無恥地把一切私營化和外判化帶來的災難描述成干預市場的「罪惡」。但這同時卻又打了稱讚香 港為「全球最自由城市」的弗利民一記耳光，把弗利民把成“社會主義者”了。

香港的新自由主義者常對美國的經濟成就推崇備至，但美國卻遠非他們所想像的新自由主義天堂。美國與很多歐洲國家一樣，有工時和工資限制、有強大的工會和限制貿易的政策。因此，無怪乎弗利民對香港會如此嚮往。

縱使新自由主義在香港不斷為普羅大眾帶來災難，但藉著對傳媒機器的壟斷，正直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仍然得以自圓其說，把一切罪責都扣到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幽靈的帽子上。新自由主義則繼續立於永遠正確的不敗地位。

在本文的完成期間，香港再次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殊榮”。但對此最感高興的卻不是可敬的新自由主義者們，而是長期被新自由主義者責以 “干預市場”罪名的特區政府。對於這個原該藉得振奮的消息，新自由主義者們表現得十分冷淡和沉默，看來他們對這個外國同志送來的“賀禮”並不怎麼欣 賞...

二零零四年八月